印刷應該可以算得上是與膠卷、報紙、電視、零售業一起歸并為被互聯網徹底改變的傳統行業。如果我們從古登堡時代的鉛活字算起，“鉛與火”統治印刷達600余年;而自上世紀70年代激光掃描技術應用到照相排字機上，“光與電”取代“鉛與火”大概也就是維持了30年，現在，顯然印刷已經全面進入了數字時代。
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是印刷史上最偉大的技術革命—中國宋代的一介布衣畢升發明了泥活字或木活字，韓國人發明了銅活字，德國人古登堡最終集大成發明了鉛活字。鉛活字印刷術經濟實用，促進了歐洲出版業的發展，也促進了歐洲的現代化，風靡全世界。
其實畢升的活字印刷思想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考古學家認為，古代的印章對活字印刷肯定有啟示作用，活字就相當于印章。兩河流域蘇美爾人亦普遍使用印章，印度河流域哈拉帕遺址曾經出土了成千上萬的印章。最近在中國安陽的殷墟也發現了幾枚印章，表明印章文化在商代時已經存在。在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之前，大約在公元600年前后的隋朝，雕版印刷術開始流行。雕版印刷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貼上抄寫工整的書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紙正面和木板相貼，字就成了反體，筆劃清晰可辨。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沒有字跡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體凸出的陽文，和字體凹入的碑石陰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時候，在凸起的字體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紙覆在它的上面，輕輕拂拭紙背，字跡就留在紙上了。雕版印刷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出版業，現存大量的宋版書都是雕版印刷。但這種辦法費時費工費料，日漸不適應大規模的印刷需求，而且大批書版存放不便，發現錯誤也不容易更正，畢升的發明可謂應運而生。
畢升發明泥活字這一事實在中國的正史并沒有記載，僅見于宋朝科學家沈括的《夢溪筆淡》—他用膠泥做成一個個規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反體單字，字劃突起的高度象銅錢邊緣的厚度一樣，用火燒硬，成為單個的膠泥活字。為了適應排版的需要，一般常用字都備有幾個甚至幾十個，以備同一版內重復的時候使用。遇到不常用的冷僻字，可以隨制隨用。畢升的膠泥活字版印書方法，如果只印兩三本，不算省事，如果印成百上千，工作效率就相當可觀了，尤其適用于佛經的大量印刷。但是，他的發明好像并未受到當時統治者的重視，也沒有在出版界得到推廣，只是在民間偶有流傳。
由于現存的宋版書幾乎均為雕版印刷，因此畢升的泥活字的可行性曾一度遭遇質疑。韓國因為發現了13世紀末用金屬活字印的《清涼答順宗心要法門》—這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金屬活字本，便認為自己是活字印刷的鼻祖。但考慮到元朝時中國對韓國的影響，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認為這僅僅是載體的不同，從技術上講顯然是受到了畢升的影響。
我們都承認，古登堡發明的鉛活字真正改變了世界—1463年傳入意大利、1479年傳入法國、1476年傳入英國，到1500年時，就基本傳遍了歐洲大大小小的商業中心，印刷從此進入工業化時代。但歐洲多名學者認為歐洲的活字印刷術是來源于中國的。比如1584年西班牙歷史學家、傳教士岡薩雷斯·德·門多薩在所著《中華大帝國史》中就提出，中國的印刷術，通過兩條途徑傳入德國，一條途徑是經俄羅斯傳入德國，一條途徑是通過阿拉伯商人攜帶書籍傳入德國，古登堡以這些中國書籍，作為他的印刷的藍本。門多薩的書很快被翻譯成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在歐洲產生很大影響。法國歷史學家路易·勒·羅伊、文學家米歇爾·德·蒙田等，都同意門多薩的論點。當然意大利人則將活字印刷傳入歐洲的功勞，歸功于意大利。意大利的一位印書家帕菲洛卡·斯塔爾迪，見到馬可·波羅從中國帶回來的活字版書籍，并將之發揚光大。
法國著名漢學家儒蓮(1797-1873)是法蘭西學院院士，早在1824年就依據滿文完成了拉丁文本的《孟子》的翻譯，他對中國的古代科技十分著迷，曾把《天工開物》中的蠶桑部分譯成法文，并撰寫過《中國瓷器的制造及其歷史》。當然他也不會忽略中國人對于印刷術的貢獻，他把沈括《夢溪筆談》中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的一段史料，翻譯成法文，傳播到歐洲。還有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他也認為畢升是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者。
從全球史的角度看，印刷術其實是一項接力發明，不同的國家都在不同的階段作出了自己的貢獻，而智慧的中國人在印刷術發展的重要階段確實一度領先世界。而活字印刷術之后又發明了油印、打印、影印、激光印刷，中國也一直受惠于這些先進技術。
本文編輯/印聯小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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