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古籍，一般人的印象是破舊的、泛黃的，有的還會生蟲。而在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郭立暄看來，古籍是一種絢爛的存在：取出一部古籍善本，小心擺放在干凈的桌上，開卷啟函，觸手古香，每一個手勢都帶有儀式般的美。
1月24日，郭立暄與復旦大學教授陳正宏做客海上博雅講壇，圍繞古籍展開探討。1993年，文博專業出身的郭立暄走進上圖，開始了每天與灰塵為伍、檢點古籍、比對印本的工作。之后，他師從陳正宏教授，于2008年寫下題為《中國古籍的原刻翻刻與初印后印研究》的博士論文，完成了國內首篇對這一課題的系統論述。7年后，經過補充修改，該書由中西書局出版。
“中國古籍大多采用雕版印刷，有所謂原刻與翻刻之別，初印與后印之異，這些差異使古籍的樣貌呈現精粗美惡的不同，也造成文本的復雜流變。”近日(1月22日)，郭立暄接受澎湃新聞專訪，他感慨古籍的原刻與翻刻、初印與后印并非是大家想象中的“舊書鋪伙計記在私房小本上的東西”，相反，這一問題無論是對古典文獻學研究、還是對一般的文史工作，都非常重要。
澎湃新聞：人們為何需要了解原、翻刻本，初、后印本的差異?
郭立暄：將古書按舊刻書版的文字或形式重新刻版，稱為翻刻。有些翻刻本與原刻形式上相似，容易彼此混淆，不能不加以辨別。同一版本由于印次早晚的不同，古籍印本價值可能大不一樣，這其中有很多講究。從收藏角度，很多初印本用紙、墨質量好，給人一種藝術的享受。從文字內容角度，不同的印本提供了文字漸變的過程。不了解這些變化，我們對一本書的文字嬗變過程的理解就不完整，不全面。
澎湃新聞：你在《中國古籍的原刻翻刻與初印后印》之《通論編》后半部分強調的“刻與印結合考察法”，是一種怎樣的方法?
郭立暄：關于古籍版本的傳遞，過去大家認為是一個版本與另一版本之間的繼承，這種理解是不準確的。因為，“版本”是一個集合概念，從同一副版片刷印出的若干印本，都可歸于這個版本。后人翻刻古籍，在選擇底本時，只能是以原刻本的某一具體印本——而非一個抽象的版本——為據。而后人對印次的利用又帶有隨機性，往往是拿到哪部算哪部。這就出現了一種現象，明明兩人看的是“同一版本”，卻各說各話。原因就是，他們各自看的是不同的(印本)。這也恰恰為我們考察文本源流提供了切入點。而“刻與印結合考察法”，即是說我們在研究版本時，要考慮到不同印本之間的脈絡與漸變，從而更客觀地評價某一版本的優劣。
澎湃新聞：為何強調這么一種研究方法?
郭立暄：使用這一方法，直接的好處是提高了工作效率。過去我們探討一部書的版本源流，是找到兩個本子就開始對校了，而且是通校，很花時間。現在我們提倡的做法，是先把同一版本中不同印本的文字差異搞清楚，再以這些差異為抓手，有目的地去校后面的本子，效果就不一樣。還有一個好處是借由這一方法，可以把刻、印、修所造成的文字差異區分清楚，由此歷史上復雜的文本難題可迎刃而解。
澎湃新聞：比如什么樣的文本難題?
郭立暄：舉一個長期懸而未決的學術公案吧。清道光祁寯藻影宋刻本《說文解字系傳》(以下簡稱“祁刻”)，主要是以顧廣圻家藏影宋抄本為底本。該本一出，即被視為小徐本真面重現，風行海內。但道光二十三年(1843)，說文四大家之一的王筠見到一部舊抄本，與祁刻存在諸多異同，為此認定顧藏影宋抄本已經過顧廣圻的偽造與私改。此說一出，令顧氏實事求是、從不欺人的學術品質備受質疑。1931年，王獻唐先生在《說文系傳三家校語抉錄》文中提供證據，對王筠的說法表示異議，但因為對印本調查不足，該文并未盡釋群疑。現在我們知道，祁刻的書版曾經多人多次修改，傳世印本至少有八種，文字各異。在各印次中，以第六次印本文字的改動幅度最大，較之第五次印本修改多達百余處。王筠所持的本子恰好是改動最多的第六次印本，因此錯怪了顧廣圻。
澎湃新聞：所謂“刻與印結合考察法”，對古典文獻學以外的文史研究者會有幫助嗎?
郭立暄：我想它會有助于一般文史研究者提高閱讀的辨別力。舉個例子，馮家升《遼史初校》和羅繼祖《遼史校勘記》都是治《遼史》的必讀書，二者互有優長。有學者提出，羅書中列出的南監本異文比馮書多，言下之意就是馮書不及羅書。我核對印本后發現，羅氏依據的南監本是一部遞修后印本。他列出的錯字，有不少僅見于這個遞修后印本，初印本并不誤。而馮氏所據為初印本，沒有這些異文。校書當然要以初印本為據，不能將遞修的錯誤算在它頭上。因此，羅校之多，僅就這一部分而言，不但不是它的優點，反而是缺點了。這個例子看起來似乎只涉及一般的文史問題，與版本無關。但不了解印本之間的差異，就看不出問題的癥結所在。
澎湃新聞：那在你看來，“刻與印結合考察法”為何還踐行不足?有何障礙嗎?
郭立暄：一是條件問題。要做這樣的研究，最好是能夠一次性集齊不同印次的印本，并幾而觀。而在以前，清代藏書多為私人占有，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二是認識問題。過去我們也沒想到印本之間差異會這么大，由此帶來的文本淵源“糾紛”會那么普遍。現在我們才知道，古籍印本原來這么復雜，以至于一些前輩知名學者也因此而踩了雷。
我認為古籍版本研究不能靠“小聰明”，現實的多樣性遠遠超乎想象，最重要的是“走出去”、“親自看”。上圖的古籍收藏已經居全國第二位，但對這一研究來說仍嫌不足，所以從2002年起，我堅持每年去外地訪書，自覺收獲頗多。有些版刻的印本或翻本多達七八種，需要多年留心，你才會有完整的認識。
澎湃新聞：但是曾有文科大學生反映他們不容易接觸到那么多古籍。你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郭立暄：其實，古籍版本研究和底層自古以來就“有距離”，現在也不是就沒有這種感覺了。但如今圖書館古籍是對普通人開放的，只要說明理由，還是可以看到。所以接觸古籍沒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難，只是它需要你去花時間。
我們已經知道中國雕版印刷的傳承方式是如何深刻地、無處不在地影響古籍的文本。要想準確解讀這些文本，也必須回到對印刷實物的考察中去。現在讀者的閱讀大多很依賴標點整理本，不愿意去看古籍原本，因而喪失了很多發現問題的機會與樂趣，這是很可惜的。
澎湃新聞：你認為我們今后應該如何發展版本學這門學科?
郭立暄：中國版本鑒定的基本知識、方法與審美理念，在清代乾、嘉時期已大致形成，不過，當時藏書多為私人占有，這些知識主要在社會精英階層積累和傳播。至二十世紀，藏書主體從私藏轉為公有，逐漸面向公眾開放，客觀上要求版本學完成一次轉型，即從傳統的賞玩之學轉向一門獨立的現代學科，要求作更為科學、嚴謹、系統、適合學術推廣、大眾普及的論述。在當時的中國，這不但是古書版本一家的任務，也是書畫、碑帖、金石等傳統賞鑒門類所面臨的共同難題。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中國大陸與臺灣學者集中推出了一批版本學著作，就是試圖完成這種轉型。這些著作各有特點，不過也有批評的聲音，比如黃永年先生就表達過一層意思，大意是說，其中有個別書還未擺脫葉德輝《書林清話》的束縛，看多了，不免讓人有陳陳相因之感。黃永年先生自己寫過一本《古籍版本學》，頗多新義，但以現在的眼光來看，似乎也未在整體上超越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研究水平。這當然是對前輩的苛求，但也說明，要完成這種轉折是很不容易的，有時甚至是痛苦的，并非一代人所能完成的。
從目前來說，中國版本學要有所發展，一要在個案研究上有所突破，積累新鮮的實例;二要在論述線索上進行嘗試，避免人云亦云的雷同表述。“刻與印結合考察法”在業界被運用和推廣，至少為大家提供了一個努力的方向。事實上，在本書出版之前，國內一些優秀的研究者已在實踐這一方法，并取得可觀成績。當然，人數還不是太多。正所謂“眾擎易舉，獨力難支”，相信這樣做的人多了，在可見的將來，中國古籍版本學的書寫樣貌一定會發生顯著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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