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高考被稱為“天下第一考”，其規格之高，嚴厲之程度，使得很多人將其與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相提并論。但即便是懲罰措施再嚴厲，管控再嚴，無論是高考，還是科考，作弊與反作弊一直都是相伴相生同步并行的。
這本作弊書，長8.2厘米，寬7.3厘米，高1.5厘米，是名副其實的袖珍書。書為木刻，線裝，收錄《孟子》七卷。除了書口處有一個蟲蛀眼，其他無瑕疵，品相較好。書本印刷質量可謂上乘，原文與注解區別以不同字體，印制清晰，一目了然。從中可以窺知清代木刻印刷術已達到了很高的程度。賣家稱，這本書是他下鄉收貨時，在一個古鎮上，從一位老人手中購得的。老人說，他祖上出了很多讀書人，現在自己年紀大了，這些舊書恐怕也保管不了多久，于是就出手賣給了他。
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朝中舉，光宗耀祖，改變命運，科舉考試也就具備了極大的誘惑力。科舉考試內容基本是儒家經義，尤其是到了明清時期，考試更是以“四書”文句為題，規定文章格式為八股文，解釋必須以朱熹《四書集注》為準。這樣死板的形式，就給了那些不想死用功的讀書人鉆空作弊的空間。把四書五經的內容夾帶進考場，成了他們最想做的事，也使得袖珍作弊書有了廣闊的市場。
袖珍科考作弊書雖然早已退出歷史舞臺，但作為研究古代科考和印刷術的實物，無疑是有著特殊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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