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以下簡稱bibf)即將拉開帷幕。今年的國際博覽會將會是一場盛大的行業大事。幾大國際出版巨頭將會匯集于此，共爭中國市場。
企鵝集團全球ceo約翰·馬金森與三聯書店高層對話;施普林格出版集團總裁德克·漢克為中國對外推廣計劃建言并發布新的數據庫產品;劍橋大學出版社首席執行官潘世勛將出席他與中圖公司黨組書記吳偉合著的新書《書業十記》首發式。今年的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以下簡稱bibf)，這些國際大型出版集團高管的參與將成為展會的亮點之一，這無疑也體現了這些國際巨頭對于中國市場的重視。
實際上，國際出版巨頭對中國市場的關注不僅限于每年一次的bibf。今年，著名出版品牌牛津大學出版社在北京設立了辦事處，并與西安交通大學合作，創立了一本法學新刊。牛津大學出版社全球學術出版部相關負責人說：“牛津大學全球學術出版部將中國視為未來非常重要的一塊市場。出版和傳播優秀的學術內容，是牛津大學出版社的使命。因為，我們必須在學術內容被創造和使用的市場確立自己的位置。全球學術出版部希望參與到中國市場中，了解當地的學術知識建設并與主要的學術機構建立聯系。同時，我們也非常關注中國市場的發展。所以，牛津在英美的總部才會支持我們在中國的發展計劃。”
偉力環球(北京)咨詢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李棟從上個世紀90年代末擔任外資出版社的駐華代表。當時，作為最早的外資出版社中國首席代表之一，李棟親自創立了荷蘭威科集團旗下cch公司的中國代表處，隨后加入勵德?愛思唯爾集團旗下的法律財稅出版公司——律商聯訊。2008年，他成為了澳大利亞威爾頓集團在華公司——偉力環球的合伙人之一。近10年的“首代”身份使他對外資公司有較深入的了認識 ：“中國市場當然是有很多機會，但是具體怎么個合作方式，還有待探討。” “據我了解，外資公司中有一些經營的并不好。從專業出版這一塊來說，當時我們其實面臨各種問題，比如價格的問題，類似的產品，我們賣2000美元，本土產品賣2000人民幣，這一下就沒有優勢了。”
中國市場存在巨大的機遇，這已成為許多外國出版巨頭的共識。在眾多商家逐鹿中國市場的同時，如何克服“水土不服”的問題，如何在中外合作中實現雙贏，是目前國內外出版人共同思考的問題。
從低調觀望到緊密合作
在外資出版社進入中國市場的漫長歷程中，有一件事令李棟印象深刻。90年代末，一些外資出版社的觸角剛剛伸到中國。對此國內的出版人的反應是 ：狼來了。并召開了一個研討會，專門討論如何應對外資出版社的進入。會議的名字李棟已經不記得，但他記得會議明確規定不許外資出版社的代表參加。當時在外資出版社駐華辦事處工作的李棟悄悄來到會場旁聽。與會者的大部分發言都是在建議如何“關門打狼”，只有時任外語教學研究與出版社社長的李朋義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理論：“與其關門打狼。不如與狼共舞!”
今年是企鵝集團在中國市場的第七個年頭。回顧一路走來的歷程。企鵝集團(中國)總經理周海倫說：“其實，企鵝進入中國時，對于未來的規劃還是一張白紙。當時，我們的想法就是把我們的品牌和內容推向中國。第一年，企鵝(中國)只有我一個人，主要就是抱著文化交流的目的，看看中國市場有什么好書可以翻譯成英文。”而今，企鵝在中國的業務已開展的有聲有色，除原版書銷售，版權引進等業務外，企鵝從不斷將一些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推向國際，包括《魯迅全集》，王剛的《英格力士》，盛可以的《北妹》，等等。
2009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上，劍橋大學出版社宣布啟動“劍橋中國文庫”項目。目前已有五大項目被列入該文庫的出版計劃。今年4月的倫敦書展期間，劍橋大學社舉辦了“劍橋中國文庫”大型發布招待會，“人文中國”書系、《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之路》等圖書的英文版正式發布。劍橋大學出版社大中華區高級業務開發經理朱起飛說：“今后，我們還將繼續挑選和引進更多高質量的中國圖書加入劍橋中國文庫。”目前，他正在與中央文獻出版社和三聯書店洽談《毛澤東傳》和《天朝的崩潰》等圖書的版權合作事宜。
圖書貿易中的困與惑
意大利地中海香柏出版社在北京的辦事處已近3年，目前與二十一世紀出版社等少兒社保持著良好的合作。”同時，他們也開始考慮將中國的圖書輸出到海外。地中海香柏(中國)首席代表王韶華說：“國內有很多優秀的圖書，我非常想把他們輸入到海外。但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找不到合適的譯者。”企鵝集團也遇到了類似的問題。幾年前，企鵝開辦了自己的翻譯培訓班，周海倫說：“我們在版權引進的過程中發現，好的翻譯家實在太有限了。目前，國際上比較著名的漢語翻譯家只有三四位，比如葛浩文，他平時很忙，而且已經70多歲了。因此，我們希望能夠通過培訓，將年輕人培養成優秀的譯者。這也是我們參與到中國圖書市場的方式之一。”
除了翻譯，中外出版人在出版理念和文化背景方面的差異，也是外方出版人面臨的問題之一。李棟表示，在從事版權合作的過程中，他常常遇到這樣的問題：“中方提供的內容，外方要要根據當地的習慣反復修改。外方提供的內容，中方也要根據本土的需求二次加工。甚至有些選題在最初的溝通中就因為內容不完全匹配被擱置了。”
在二次加工方面，劍橋大學出版社做了積極的嘗試。2009年，北京大學出版社的《中華文明史》英譯本列入劍橋大學出版社“經典中國文庫”的首批出版計劃。2010年，雙方正式簽署協議。如何讓英譯本既能原汁原味地反映其本來風貌，又能符合西方讀者的閱讀意趣，是雙方關注的重點。朱起飛介紹，在這本書的出版過程中，為保證英譯本的高質量出版，劍橋的編輯數次專程來北京，與北大社在插圖選擇、裝幀設計、前言撰寫等細節上反復溝通，中文版主編袁行霈也每次都親自參加討論會，給出意見和要求。2012年，這本書的英譯本終于問世。“出版效果非常理想”朱起飛表示。
李棟則認為，和簡單的版權合作相比，合作出版可能是更適合中外出版人的方式。“我設想的理想的工作方式是，各個國家的人都在一個辦公室，從一開始就確定我們要針對哪個國家，要做哪幾種語言，要怎么迎合當地的市場和閱讀習慣。這比書出來后再反復的修改，翻譯要便捷的多。”威爾頓集團與青島出版集團合作出版的大型畫冊《新長征》就采取了類似的方式。這本書的英文版在倫敦書展上首發。“接下來我們還會針對歐美市場進行一系列的促銷，今年的bibf上，威爾頓的銷售總監也會從澳洲過來參與這本書在中國的宣傳。”李棟表示。
更深層合作的嘗試
隨著市場的開放，數字化的進展以及出版集團經營的多元化，外資出版人在產品銷售和版權合作等傳統業務外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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