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出版數字化轉型必備條件：創新
發布時間：2024-05-25 點擊：73
與其他出版類別不同，古籍出版擔負著傳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任務，因此古籍出版的數字化轉型更需要在內容質量、版權保護、行業標準等方面下功夫，通過新時期的技術手段，讓古籍出版在傳承傳統出版的同時，不斷創新發展方式。
初秋的揚州，天氣涼爽。在這片孕育了中國古籍圖書印制工藝的土地上，第29屆全國古籍出版社社長年會暨2013年度優秀古籍圖書評獎會如期召開。來自全國古籍出版單位的代表齊聚一堂，圍繞數字時代古籍出版的現狀、問題與思考紛紛發言。當前，數字化轉型已經成為古籍出版人的共識，而如何轉，轉成什么樣，則成為古籍出版人最為關心的話題。與其他出版類別不同，古籍出版擔負著傳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任務，因此古籍出版的數字化轉型更需要在內容質量、版權保護、行業標準等方面下功夫，通過新時期的技術手段，讓古籍出版在傳承傳統出版的同時，不斷創新發展方式。
創新理念 古籍數字化需多方努力
今年6月，“中華經典古籍庫”發布，這是中華書局首次推出的大型古籍數字產品，也是中華書局點校本古籍的首度數字化。“中華經典古籍庫”一期收錄了近300種書目，計2億字，自發布至今，已有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首都圖書館、國家博物館等71家機構使用。
不僅是百年老社中華書局，一些地方古籍出版單位也在古籍數字化方面進行了有效的探索和嘗試，通過將傳統歷史文獻整理出版與數字技術相結合，完成對傳統古籍文獻的創新性保存和應用。如黃山書社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資料數據庫》、岳麓書社的“四大名著數字出版工程項目”平臺等。
無論是建數據庫，還是搭平臺，各古籍出版單位都結合自身內容資源優勢，不斷摸索古籍出版數字化最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以中華書局為例，其古籍數字化堅持四個“必須”，即必須以古籍整理為基礎、必須遵法守法、必須建立一系列行業標準、必須多方協作。對此，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表示，通過近百年來的古籍整理實踐，目前古籍的內容質量遠遠超過前代，并且形成了一系列成熟的古籍整理規范。針對許多古籍數字化產品質量低于紙質古籍整理圖書的情況，古籍數字化必須充分使用古籍整理的成果，必須符合古籍整理的規范，這樣才能保證古籍數字化產品的質量。
內容質量得到保證后，版權保護問題隨之凸顯。與會代表表示，版權問題已經成為制約古籍數字化發展的關鍵因素。如果不能有效保護版權，出版社的利益難以得到保障，依靠古籍數字化產品贏利就更加無從談起。顧青也談道，古籍整理作品擁有知識產權，受到著作權法的確認和保護。古籍數字化產品也必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
此外，加強古籍數字化標準化建設，統一建立數據庫的標準和規范，也已經成為業內共識，包括古籍及傳統文獻數字化用字標準(規范漢字字表)、整理本古籍元數據標準及標注標準、整理本古籍主題詞標準(規范主題詞詞表)等。
顧青在發言中還提出，在政府指導與支持下，在學術界和it業共同主持下，全行業協作，古籍數字化工作方能取得成功。也正是在這一思路指導下，從2003年起，中華書局開始中華古籍語料庫的建設，將中華書局傳統鉛排古籍通過ocr(光學字符識別)等手段進行數字化，積累了3億字高質量的整理本古籍，為日后古籍數字化工作奠定了基礎。
創新做法 古籍數字化難題逐步突破
談到古籍數字化取得的成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社長謝壽光表示，近年來，一大批古籍文獻被整理并開發成數字產品，眾多古籍書目數據庫建成，數字圖書館和古籍全文數據庫建設發展迅猛，古籍數字化的技術和理論研究都取得了長足進步。
雖然將古籍出版與當前學術研究成果相結合，建設具有高水準的古籍數字化產品是眾多古籍出版社的發展方向和工作重點;但事實上，面對傳統出版數字化轉型的現狀，一些問題依然制約著古籍數字化的發展。“缺乏整體規劃，重復建設嚴重;缺乏統一標準;版權問題制約古籍數字化的進一步發展;檢索技術亟待完善;研究支持功能有待提高……”謝壽光談到的問題獲得了與會者的普遍贊同。
如何克服這些問題?謝壽光談到了推進古籍數字化的基本思路，那就是打造資源庫和出版平臺;形成特色數字化產品;建設互動社區培育消費市場;開展技術研發，再造工作流程;探索商業模式和制定標準等。為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依托中國社會科學院豐富的古籍資源，進行古籍數字化產品開發。其中《說文解字(現代版)》數據庫可將過去必須造字的漢字，同常見漢字一樣，在全球通用的平臺上復制、編輯、發布和傳送。
面對古籍數字化研究成果缺失、內容割裂的問題，中華書局也用實際行動做出積極的探索。“問題的核心突破口就是構建古籍社之間資源結構性聚合的統一平臺。”顧青說，作為古籍出版的重要形態，古籍數字化是古籍整理的新方式。通過建立加工標準和規范，采取直銷模式，組建營銷團隊等方式，堅持中華書局在出版上嚴謹認真的態度，樹立中華書局的品牌形象，使古籍數字出版產品化也成為維護作品數字版權的一種更好的方式。
版權保護不力使古籍數字化盜版產品的存在，讓上海圖書公司副總經理張世軍從中看到了古籍數字化產品的市場空間，“在淘寶搜索頁面搜索《申報》電子版，出現的不少鏈接都是盜版的。”張世軍表示，在這一背景下，公司開始了數字化業務探索。從組織架構調整、戰略規劃、資金保障三個方面入手，目前，上海圖書公司已經擁有了古籍按需出版的專業平臺尚圖網，古舊二手圖書交易、公益漂流與閱讀分享的書適空間，古籍藝術品數字拍賣及業務綜合管理系統等。
一方面是古籍出版單位以實踐不斷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另一方面，業內也呼吁能夠對古籍數字化做頂層設計，使其進入國家的戰略層面。對此，謝壽光表示，要加強政策研究，制定古籍數字化的發展戰略;國家整體把控古籍數字化項目，使其分階段、有步驟地進行;加強政策中的標準化建設;加強古籍數字化建設政策中的協調和管理;大力開展海外古籍數字化回歸。
創新思維 古籍數字化不意味放棄傳統
張世軍將上海圖書公司數字化業務的探索形容為“斜坡上的攀爬”，并在談及對數字化轉型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認識時說：“不轉型一定等死，轉型未必找死。”業內對于古籍出版數字化轉型的呼聲可見一斑。
對于古籍出版社數字化轉型，謝壽光建議，古籍出版社要堅持內容為王：通過聚合海量資源，遵循行業標準，構建知識服務體系;通過技術推進，不斷提高效率、優化服務;通過營銷探索，樹立品牌，創新模式，專業推送;通過打造平臺，搭建橋梁，整合產業鏈。
轉型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如何轉才能更好地傳承古籍出版的優良傳統?揚州古籍線裝科技文化有限公司總經理徐麗玲認為，我國存世古籍是一個采掘不盡的豐厚寶藏，保護和光大這筆寶貴財富的責任主體首先應當是國家，對處于具體操作層面的古籍出版單位來說，絕不可以輕易放棄傳統技藝。
在徐麗玲看來，古籍出版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是一個小眾市場，不能等待古籍數字化“頃刻之間將萬卷詩書控于掌中”，從而使古籍線裝圖書在網絡世界成為大眾消費的產品。因此，除了為國家工程提供技術與財力支持，古籍出版單位應該堅守本源，通過周密的市場調研，準確鎖定目標消費群體，然后推出這一特定群體最需要的細分產品，以適應這一特定群體的特定價格，通過特定的渠道，運用特定的傳播方式進行產品的精確營銷。
除了國家層面的推動，還要有出版單位的積極響應，徐麗玲還表示，目前除了現有的傳統古籍線裝圖書客戶如大學圖書館等之外，新的消費群體是潛在的。“對此，我們一要適應，二要引導，從某種意義上說，引導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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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揚州，天氣涼爽。在這片孕育了中國古籍圖書印制工藝的土地上，第29屆全國古籍出版社社長年會暨2013年度優秀古籍圖書評獎會如期召開。來自全國古籍出版單位的代表齊聚一堂，圍繞數字時代古籍出版的現狀、問題與思考紛紛發言。當前，數字化轉型已經成為古籍出版人的共識，而如何轉，轉成什么樣，則成為古籍出版人最為關心的話題。與其他出版類別不同，古籍出版擔負著傳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任務，因此古籍出版的數字化轉型更需要在內容質量、版權保護、行業標準等方面下功夫，通過新時期的技術手段，讓古籍出版在傳承傳統出版的同時，不斷創新發展方式。
創新理念 古籍數字化需多方努力
今年6月，“中華經典古籍庫”發布，這是中華書局首次推出的大型古籍數字產品，也是中華書局點校本古籍的首度數字化。“中華經典古籍庫”一期收錄了近300種書目，計2億字，自發布至今，已有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首都圖書館、國家博物館等71家機構使用。
不僅是百年老社中華書局，一些地方古籍出版單位也在古籍數字化方面進行了有效的探索和嘗試，通過將傳統歷史文獻整理出版與數字技術相結合，完成對傳統古籍文獻的創新性保存和應用。如黃山書社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資料數據庫》、岳麓書社的“四大名著數字出版工程項目”平臺等。
無論是建數據庫，還是搭平臺，各古籍出版單位都結合自身內容資源優勢，不斷摸索古籍出版數字化最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以中華書局為例，其古籍數字化堅持四個“必須”，即必須以古籍整理為基礎、必須遵法守法、必須建立一系列行業標準、必須多方協作。對此，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表示，通過近百年來的古籍整理實踐，目前古籍的內容質量遠遠超過前代，并且形成了一系列成熟的古籍整理規范。針對許多古籍數字化產品質量低于紙質古籍整理圖書的情況，古籍數字化必須充分使用古籍整理的成果，必須符合古籍整理的規范，這樣才能保證古籍數字化產品的質量。
內容質量得到保證后，版權保護問題隨之凸顯。與會代表表示，版權問題已經成為制約古籍數字化發展的關鍵因素。如果不能有效保護版權，出版社的利益難以得到保障，依靠古籍數字化產品贏利就更加無從談起。顧青也談道，古籍整理作品擁有知識產權，受到著作權法的確認和保護。古籍數字化產品也必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
此外，加強古籍數字化標準化建設，統一建立數據庫的標準和規范，也已經成為業內共識，包括古籍及傳統文獻數字化用字標準(規范漢字字表)、整理本古籍元數據標準及標注標準、整理本古籍主題詞標準(規范主題詞詞表)等。
顧青在發言中還提出，在政府指導與支持下，在學術界和it業共同主持下，全行業協作，古籍數字化工作方能取得成功。也正是在這一思路指導下，從2003年起，中華書局開始中華古籍語料庫的建設，將中華書局傳統鉛排古籍通過ocr(光學字符識別)等手段進行數字化，積累了3億字高質量的整理本古籍，為日后古籍數字化工作奠定了基礎。
創新做法 古籍數字化難題逐步突破
談到古籍數字化取得的成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社長謝壽光表示，近年來，一大批古籍文獻被整理并開發成數字產品，眾多古籍書目數據庫建成，數字圖書館和古籍全文數據庫建設發展迅猛，古籍數字化的技術和理論研究都取得了長足進步。
雖然將古籍出版與當前學術研究成果相結合，建設具有高水準的古籍數字化產品是眾多古籍出版社的發展方向和工作重點;但事實上，面對傳統出版數字化轉型的現狀，一些問題依然制約著古籍數字化的發展。“缺乏整體規劃，重復建設嚴重;缺乏統一標準;版權問題制約古籍數字化的進一步發展;檢索技術亟待完善;研究支持功能有待提高……”謝壽光談到的問題獲得了與會者的普遍贊同。
如何克服這些問題?謝壽光談到了推進古籍數字化的基本思路，那就是打造資源庫和出版平臺;形成特色數字化產品;建設互動社區培育消費市場;開展技術研發，再造工作流程;探索商業模式和制定標準等。為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依托中國社會科學院豐富的古籍資源，進行古籍數字化產品開發。其中《說文解字(現代版)》數據庫可將過去必須造字的漢字，同常見漢字一樣，在全球通用的平臺上復制、編輯、發布和傳送。
面對古籍數字化研究成果缺失、內容割裂的問題，中華書局也用實際行動做出積極的探索。“問題的核心突破口就是構建古籍社之間資源結構性聚合的統一平臺。”顧青說，作為古籍出版的重要形態，古籍數字化是古籍整理的新方式。通過建立加工標準和規范，采取直銷模式，組建營銷團隊等方式，堅持中華書局在出版上嚴謹認真的態度，樹立中華書局的品牌形象，使古籍數字出版產品化也成為維護作品數字版權的一種更好的方式。
版權保護不力使古籍數字化盜版產品的存在，讓上海圖書公司副總經理張世軍從中看到了古籍數字化產品的市場空間，“在淘寶搜索頁面搜索《申報》電子版，出現的不少鏈接都是盜版的。”張世軍表示，在這一背景下，公司開始了數字化業務探索。從組織架構調整、戰略規劃、資金保障三個方面入手，目前，上海圖書公司已經擁有了古籍按需出版的專業平臺尚圖網，古舊二手圖書交易、公益漂流與閱讀分享的書適空間，古籍藝術品數字拍賣及業務綜合管理系統等。
一方面是古籍出版單位以實踐不斷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另一方面，業內也呼吁能夠對古籍數字化做頂層設計，使其進入國家的戰略層面。對此，謝壽光表示，要加強政策研究，制定古籍數字化的發展戰略;國家整體把控古籍數字化項目，使其分階段、有步驟地進行;加強政策中的標準化建設;加強古籍數字化建設政策中的協調和管理;大力開展海外古籍數字化回歸。
創新思維 古籍數字化不意味放棄傳統
張世軍將上海圖書公司數字化業務的探索形容為“斜坡上的攀爬”，并在談及對數字化轉型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認識時說：“不轉型一定等死，轉型未必找死。”業內對于古籍出版數字化轉型的呼聲可見一斑。
對于古籍出版社數字化轉型，謝壽光建議，古籍出版社要堅持內容為王：通過聚合海量資源，遵循行業標準，構建知識服務體系;通過技術推進，不斷提高效率、優化服務;通過營銷探索，樹立品牌，創新模式，專業推送;通過打造平臺，搭建橋梁，整合產業鏈。
轉型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如何轉才能更好地傳承古籍出版的優良傳統?揚州古籍線裝科技文化有限公司總經理徐麗玲認為，我國存世古籍是一個采掘不盡的豐厚寶藏，保護和光大這筆寶貴財富的責任主體首先應當是國家，對處于具體操作層面的古籍出版單位來說，絕不可以輕易放棄傳統技藝。
在徐麗玲看來，古籍出版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是一個小眾市場，不能等待古籍數字化“頃刻之間將萬卷詩書控于掌中”，從而使古籍線裝圖書在網絡世界成為大眾消費的產品。因此，除了為國家工程提供技術與財力支持，古籍出版單位應該堅守本源，通過周密的市場調研，準確鎖定目標消費群體，然后推出這一特定群體最需要的細分產品，以適應這一特定群體的特定價格，通過特定的渠道，運用特定的傳播方式進行產品的精確營銷。
除了國家層面的推動，還要有出版單位的積極響應，徐麗玲還表示，目前除了現有的傳統古籍線裝圖書客戶如大學圖書館等之外，新的消費群體是潛在的。“對此，我們一要適應，二要引導，從某種意義上說，引導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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